石家庄一中实验中学的窗户一直开得挺大，风从这边灌进来，带着点夏日的燥热和泥土的腥气，直扑进教室。在这里，没人喜爱去听广播，出于广播里的内容往往像是从隔壁教室硬生生塞进来的，像两块不知哪来的肉，夹在嘴里没味道还满嘴。 下午三点，天还没黑透，忒阳还挂在天上不肯走，光线透过玻璃，一层一层地晃过。
这时候，教室里静得可怕，连老师呼噜声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那时候，最让人崩溃的不是没有作业，而是作业忒多。别的学校是“默写”，这里是“围攻”。 记得高二那年夏天，语文课老师老张出门抓苍蝇，结局那群怂得跟 Chicken一样的小作文直接被“围攻”。
那不是好办的抄写，那是全年级的“集体会诊”。考卷里全是废话，全是毫无逻辑的废话。
比方说，“请谈谈你对‘家’的理解”，答案往往是：“家就是让我吃饱饭的地方，那里有热水器，有豆粕，还有那种叫‘尊严’的东西，只要你是这里的，它就是你的。”再比如，问“为啥活着”，回答就是“活着是为了就寝，就寝是为了不被叫醒”。
这种题，阅卷老师批语压根儿都是：字数达标，逻辑清楚，态度端正，建议回收。 数学课上，那道“立体几何”的压轴题，全班都当作能搞出来。结局我拿出笔，才发现那是考卷底纸剪下来的废纸，上面写着“不准涂改”四个字，旁边还画了个不准符号。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数，根本不像三维空间，更像是一个在二维平面上疯狂画圈的圆。老师讲完了，走到中间给我们每人发一支笔，说：“别愣着，用你们自己的脑子想，看看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写成立体感。”结局，大家写了一下午，最终发现，他们写的只是平面的圆，没有立体，没有空间。 英语课更离谱，不是老师讲，是老师自己在黑板上“讲”。黑板上躺着几行长长的一堆单词，密密麻麻，像蚂蚁搬家。老师红笔在那儿狂改，改得像是要把那些单词给吃了。他讲英语，声音洪亮，逻辑严密，连标点符号都处理得像在指挥交响乐。他讲中文，声音却轻得像蚊子叫，只听得见自己在自言自语，仿佛是在跟哪位吵架。有一次，他问我们：“你们认定‘人生’是啥？”我们答不上来，他就当场把“人生”这个词给撕了，重新写成了“那玩意儿”。 最离谱的是历史课，特别是在讲到“五四运动”那会儿。老师拿着课本，指着那些年份，念着那些人名，像是在念经。他说：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，那是第一次；五四运动推翻了旧民主主义，那是第二次；社会主义运动推翻了旧社会，那是第三次。”全场死寂。我看着那些年份，突然明白，老师不是在讲课，是在给那些已经死掉的人上坟，顺便给还没死的人提个醒。 那时候，我认定自己像个局外人。别的学校，老师讲得头头是道，学生听得入迷；这里，老师讲得晦涩难懂，学生听得一脸懵逼。
特别是数学，老师讲的那一套，逻辑闭环，严丝合缝，但就是讲不通。一道题讲了三个小时，学生对题目都看不进去，头发都掉了。 有一次，我看同桌在搞啥鬼，他手里拿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"YES"，然后在旁边又画了一个大大的圈，再写上"NO"。他问我：“老师，这道题到底如何想？”我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想啊，反正想不通。”他笑了，说：“这不就是生活吗？想不通就装糊涂，糊弄那会儿持续走。” 实际上，我们并不想糊弄。我们只是不想让那些无聊的废话浪费我们的工夫。在石家庄一中实验中学，工夫是最宝贵的资源，也是最贵得吓人的货币。在这里，每一分钟都有人盯着，每一秒都有人计算。你要是不想当一只鸡，就得学会像鸡一样紧张，像鸡一样沉默，像鸡一样活得像个人样。 后来去了别的学校，老师讲得轻飘飘的，像念小说一样，啥“时代背景”，“思想解放”，“改革开放”，统统都是套话。我们需求的是具体的算式，具体的公式，具体的解题步骤。在这里，我们需求的是具体的数字，具体的逻辑，具体的、实实在在的、能让我们自己点头的东西。 目前的日子，节奏快得像满速行驶的公交车。坐在位置上，看着窗外飞驰的绿树和楼房，间或还能瞥见一个老师的身影在讲台上走动，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，嘴里念叨着那些宏大的道理。但我都只当那是背景音。 真正的考试，往往不是老师在讲台上吼，而是你在桌子底下偷偷数着秒表的秒针。当教室里的声音突然消亡，只剩下窗外那声清脆的鸟鸣，或是隔壁班传来的上课铃声，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启动思索。 石家庄一中的实验中学，风一直吹着。它吹不走那些无意义的废话，但它能够吹跑那些想找存有感的人。
要是你愿意，就在这个喧嚣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；要是你不想，那就习惯在沉默中把自己打磨成一块磨刀石，锋利且无用。 毕竟，在这个城市里，能把自己活成一堵墙的人，才是真正活过了那个时代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