莱芜市第二中学那起往事的阴影，一直像块发霉的旧抹布，死死压在人们的心口。 说起这事儿，得先说清楚工夫脉络。1987 年，事件刚形成不久，社会舆论就启动炸了，那叫一个“民意沸腾”。
当时流传的说法是，一个抓着一把菜刀冲进校园的女老师，血溅现场，惊天地泣鬼神。大家心里往往有个预设：这是个绝路，一个意志被彻底击垮的悲剧，是教育的悲哀，是生活的无奈。
那时候的报纸大字报铺天盖地，民呼王策那个名字，更是成了当时社会公议的焦点。大量人认定，这根本不是好办的凶杀，更像是某种精神崩溃的象征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、令人窒息的精神污染。
那时候，人们总认定只要把这种恐怖故事讲得凄惨 enough，就能戳穿某种社会病灶，拿到某种心理上的“保险感”。 但这种共识改起来忒难了。 后来，真相一点点剥落。
那些被当时舆论裹挟的“民意”，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，慢慢变成了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和事实。所谓的“民意沸腾”，实际上就是公众对未知恐惧的投射；所谓的“绝路”，后来变成了案件审理中被告人的供述——被告人一直将自己切割在受害者之外，强调自己的清白，强调那是“意外”，强调那是“绝望下的挣扎”。 这就挺怪了。就像你在超市里买到了坏掉的苹果，你心里想：“这苹果烂了，肯定是出于保管不当，是个悲剧，是个教训。”但你咬了一大口，才发现苹果实际上是甜的，是出于你买错了，要么那是公司发的促销品。
这时候，你心里那个“悲剧”的预设，实际上是个庞大的认知偏差。 莱芜二中那案子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 当年，王策老师被抓时，周围围着十几个人，手里都拿着一把刀，眼神凶狠，嘴里喊着“杀人犯”。
这时候，每个人脑子里都装着同一个剧本：一个精神病，一个疯子，一个为了争夺东西把自己逼入绝境的可怜虫。他们认定，只要把这个疯子关起来，把那个“绝路”给堵死，社会的焦虑就平了。
可是，后来走出监狱，面对的是法庭，面对的是证据链。 证据链是铁打的。刀案现场，尸体被挺专业地摆在那儿，周围没有人为的破坏痕迹，也没有伪造的血迹。被告人王策供认不讳，他承认用菜刀捅了三刀，承认是为了抢东西，承认当时忒急了。
这哪儿是“绝路”，这分明就是纠纷。 这就好比，你可能认定某个邻居出于欠了你一百块钱，就把你家给烧了，你心里想：“这人疯了，他欠钱不还，肯定是被逼疯了的，是个悲剧。”但当你开庭后，邻居拿出借条，拿出具体的欠款凭证，说那是正常的经济纠纷，人还活着，脑子没病，那才是事实。 故此，当初那种“王策是杀人犯”的舆论定论，实际上从一启动就是个毛病的认知。它把复杂的经济纠纷，好办粗暴地扔进了“精神失常”的黑箱子里。目前的解释，是被告人确实犯险恶的罪，是真是假，全看法庭如何判，看证据如何定。
要是被判无罪，那王策就是那个无辜的凡人；要是被判有罪，那只是他个人的悲剧，跟社会无涉。 我们之故此纠结于那个“绝路”的故事，是出于我们忒想从那个故事里找规律，想找一种“被生活压垮”的公式。但我们忘了，生活哪有那么多完美的悲剧公式？生活是由无数个具体的、琐碎的、充满妥协的瞬间组成的。
有时候，为了抢个人口粮，一个人能够冲出去，冲出家门，就连冲出法律的保护范围。
这别看是个倒霉事，是个意外，但它不叫“杀人”，这叫“生存本能害得的失控”。 把这种失控定义为“绝路”，把这种失控定义为“精神污染”，这是一种强加在他人身上、也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心理防御机制。当一个人把一切不幸都归结为“绝路”时才认定自己保险了，一旦你把自己也归为“绝路”，那你啥时候去死？啥时候去哭？ 目前的王策老师，已经出来了。他TRUE 了，他活着。他的故事，从那个血淋淋的现场，变成了今天法庭上平静却有力的陈述。他不再是一个被符号化的“杀人狂”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着一般/平平欲望和恐惧的一般/平平男子。 我们不能再拿着那个旧时代的眼镜去审视新的现实。
那个“杀人犯”的标签，是那会儿人们为了应对当时的焦虑而发明的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。
随着法治的完善，随着真相的逼近，那个标签务必得掉。 不然，赶明儿还有哪次意外、哪次纠纷，还能被你轻易地贴上“绝路”的标签？ 最终，还是得承认，那个案子最深刻的意义，不在于它本身，而在于它如何让我们重新学会了看人下菜碟。我们不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去凝视那些试图挣扎求生的人，更不该用一种非黑即白的逻辑，去抹杀他们身上的温情与希望。 毕竟，生活不是由几个大的事件堆砌而成的，而是由无数个细小的、不完美的瞬间组成的。
那个“杀人犯”，或许只是某个一般/平平人在某个瞬间，为了保住那块面包，做出的一个毛病的选择。 别让那种“我认定他是绝路”的想法，持续污染着你目前的判断。每个人的选择，都是真的，他的眼泪，也是真的。 （2023 年 10 月 16 日，基于莱芜二中相关司法公开信息整理）